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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返乡观察|留在家里还是养在身边?一位农民工母亲选择了“投降”

发布者:商业空间    发布时间: 2024-02-26 03:14:50

  子女教育始终是农民工关注的核心问题。每次过年回家,农民工都面临着两个选择,一是将孩子留在家里上学,让爷爷奶奶看管;二是将孩子带到务工地就学,由自己亲自教育。前者就逐渐衍生出了“农村留守儿童”群体。近年来,也有一些父母放弃了在外务工,转而回家带孩子,其中多数为母亲留守,又形成了“陪读妈妈”群体。后者则被称之为“随迁子女”或“流动子女”。但子女随迁,父母就会同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、育儿压力,尤其当这一选择得不到其他家人认可时,当事人还会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。

  蔡女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,她在“赚钱”与“育儿”之间来回拉扯,就“养在身边”还是“留在家里”与丈夫有着长达11年的矛盾,导致孩子先后三次转学,最后以自己的“投降”告终。从她失败的“育儿抗争史”中,或许可以一窥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。

  不同于一般的留守儿童,蔡女士13岁的孩子求学经历颇为曲折。蔡女士与丈夫因孩子在外(打工地)还是在家上学一直争论不休,导致孩子五年内先后三次转学,他幼儿园在温州读书,一、二年级转学回老家,三四年级再次转回温州,直到五年级才又回家读书。

  蔡女士一力主张把孩子养在身边有诸多原因。首先,这源于她的童年经历,蔡女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。作为家中的大女儿,她一辈子吃尽了苦头。似乎,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女孩总是这样的命运,为了家庭牺牲付出了太多。蔡女士1987年生,小学毕业后就辍学打工,22岁结婚前的大部分工资都需要交给家里。蔡女士家在湖北黄梅农村,当时村子里有着强烈的男孩偏好,没生男孩的家庭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,“吵架都吵不过别人”。蔡女士的母亲为了免于闲话与歧视,也拼了命地要生出一个男孩。87年到93年,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,其中三妹妹幼年夭折,直到1995年,才顺利诞下一名男婴。八年间,蔡女士的母亲一共怀孕七次,流产一次,打胎一次,生子五次。怀胎十月,近乎生子后不久就会再次怀孕,自然也无法劳动,无法挣钱养家,家庭也就长期处在贫困状态。在这期间,为了逃避计划生育,也因为家里实在是养不起,蔡女士与妹妹们只能四处奔波,今天在舅舅家住一个月,明天就要去叔叔家住几天。同样,贫困的家庭也无法缴纳上学的费用,蔡女士只得小学就辍学打工,直到义务教育全面推广,她的弟弟妹妹才有机会上学。但即使如此,家族里四个孩子都没能读出书来,最高学历也不过初中。总之,年轻时的蔡女士,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“我小学就出来打工,当时就像家里的奴隶一样,挣的钱都给家里了,自己非常省,也不敢谈恋爱”。经历过这些,蔡女士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、父母陪伴的童年。

  同时,蔡女士对于教育有着别样的信仰与观念。小时候没能继续读书是她一辈子的遗憾,她对于孩子可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着强烈的渴望。并且不像其他的农村家庭放弃了日常的家庭教育,蔡女士试图陪伴孩子,自己照顾孩子的生活,她认为这样才可以让孩子有一个更健全的人格。此外,农村的教育质量并不满足她的期待,所以当她返乡见到二年级的孩子成绩一塌糊涂,语文数学都不及格,拼音一点也不会,蔡女士痛心之余,就筹划着又把孩子带出来读书,但又害怕丈夫不同意。她去出租屋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咨询,校长给她出了个主意,让她谎称已经交了一年8000多的学费且无法退款。丈夫听闻这一条消息后,也只能同意她把孩子带出去读书。之后,蔡女士到处借钱、贷款才交齐这8000多的学费。

  孩子的教育由此构成了夫妻矛盾的核心,一方坚持把孩子养在身边,一方执意要将孩子留在家里。双方都是在理性考虑才做出的选择,只是出发点有所不同。

  选择让孩子流动还是留守,也就是在选择家庭还是事业。我所在的皖西南大别山区,农民工主要前往东南沿海地区务工,从事服装、皮鞋、箱包加工业。每年工作的场所并不稳定,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,甚至一年内也会多次更换服装厂。厂里工资一般以计件计,干得多挣得就多。所以大部分人的工作很辛苦,劳动时间非常长,每天6点多起床,晚上10点下班,活多的时候还需要通宵工作,每个月只有一到两天假。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,加之在厂里也没时间照看孩子,多数父母大部分会选择将孩子养到一岁不吃奶时放在家里,由爷爷奶奶抚养,夫妻二人外出打工。我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,母亲在家把我养到一岁了就出去打工。我一直和奶奶生活,一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父母。直到我上了县城高中,母亲才放弃了外面的工作,回来陪读了三年。等我考上了大学,她又外出打工。

  亲自养娃的蔡女士的工作选择与上班时间受到了严重影响。在计件工资制下,因为要照顾孩子,她没办法工作别人那么久,自然工资也就低一些。有的人能做到把饭拿到工位上吃,吃完就立刻干活,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。蔡女士不行,中午她需要回家给丈夫和孩子做饭,晚上回去了还得洗三个人的衣服。此时蔡女士的月工资只有5000左右,而其他人多的时候能达到10000,这自然遭到了丈夫的埋怨。后来蔡女士接触到了安利公司,干脆就辞去了服装厂的工作,穷怕了的她开始创业卖猪蹄以及爆米花。但由于支出无节制,购买了许多安利昂贵的保健品、护肤品,还做了很多的美容保养,两年下来也没挣到钱,反而欠了许多债。直到19年猪瘟爆发,城管没收了她摆摊卖猪蹄的推车,她又转行做房地产中介,不包底薪的情况下一个月收入不到2000。最后她只得重新做回保姆,上午四个小时、下午四个小时的保姆清洁,晚上还在酒店做保洁,同时还为附近的一位老人做护工,这样一个月才能挣到5000左右。

  执意要亲自养孩子却没能挣到钱就成为夫妻矛盾的核心。丈夫一心只想着把孩子送回老家,两个人能够安稳挣钱。家里的亲戚也是这样子劝蔡女士的,“孩子还小的时候能先放家里,两个人安稳挣钱,有了一定积蓄之后再去考虑别的,到时候回来带孩子也好、把孩子带出去也成。”但蔡女士还是坚持自己养孩子。最后是在经济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,加上当时孩子就读的学校刚好面临拆迁,丈夫直接把孩子带回了老家读书,蔡女士才放弃。至此,蔡女士的育儿抗争以失败告终。在这11年的矛盾中,蔡女士的家庭地位也伴随着收入的减少也一再下滑,亲戚评价她说“嫁过来14年,除了生了一个男孩,一分钱没有挣回来,这样的老婆你喜欢吗?”

  在争论育儿议题时,丈夫主张把孩子留在家里的一个论据是作为近亲属的我考出来了,所以留守儿童在家也能学。是的,我的确幸运地考出来了,不仅本科考上了211,研究生还读了一个985。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,与我同一届的150位乡镇初中同学,没有一个人考上985本科,目前也只有三个人在读研究生,其中还有两个是普通一本。而同一届的县城初中,在我高考那一年,考出了两个清华,十几个985的本科。可见,农村的留守儿童是很难考上好大学的。但不留守又能怎么办呢?

  农民工选择将孩子留守源于一个朴素的认识:带着孩子打工挣不到钱。蔡女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当她放弃把孩子养在身边后,她确实找到了一份更稳定、收入更好的工作,也攒下了一些钱。此外,在外务工也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学习环境。我曾问过我的姨父为啥不把孩子带出去读书,他是我亲戚中最能干的人,20世纪80年代就外出务工,早早就进入了厂里的管理层,他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能够把孩子带出去。但姨父却说“打工不像有其他安稳工作,即使是我也要经常换地方,这样子还不如把孩子留在家里,至少稳定一些”。

  同时,即使带在身边,随迁子女入学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。《流动儿童蓝皮书》指出目前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入学政策以“积分入学制”和“材料准入制”两大类为主。不论哪一种,标准多是关注个人素质与能力(如学历、技能证书)、社保缴纳年限等。但有几个农民工缴纳了社保?有足够支撑孩子入学的学历与技能证书呢?如果不选择公立学校入校,那就只能进入以招收农民工子弟为主的私立学校。这类学校学费昂贵,一年下来要消耗上万元,教育质量却不一定好。同时,在户籍制度限制之下,异地高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。例如在上海地区,随迁子女要么回乡高考,要么就只能在上海上中职。种种障碍之下,农民工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守在家。

  孩子留守在家,农民工同样要面临诸多教养困境,其中就包含当下讨论热烈的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问题。我所在的团队2023年2月曾发布过一份名为《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》的调研报告,研究指出在调研的中部省份中,有九成农村留守儿童经常使用专属手机或者长辈的手机玩耍,其中,近七成孩子用手机看短视频,三分之一用来玩手机游戏。这一报告曾登上过知乎热搜,引发了广泛的讨论,其中有三万多赞同的最高赞答案是这样说的“可以为留守儿童修建滑雪场、高尔夫球场、赛马场;定期开展帆船比赛和滑翔伞体验活动;旅行社免费组织留守儿童前往挪威观赏极光、前往澳大利亚研究野生动物,参观法属圭亚那航天中心;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儿童对话,指点人生方向;与帕瑞纳天文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,指导留守儿童使用甚大望远镜,探索天文奥秘;开展留守儿童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话,探讨世界和平与发展话题;呼吁阿里、腾讯等民族企业设立项目,为留守儿童业余时间提供比赛及课外活动。这样就能根治留守儿童沉迷短视频的问题。”言语中多带讥讽,但部分指明了关键所在。

  这些困境源于农民工家庭匮乏的经济资源、教育资源以及社会资源。对农民工而言,在家乡找不到合适薪水的工作就只能背井离乡打工,子女随迁又要同时背负经济与育儿负担,厂里打工没有很好的方法照顾好孩子,所以将孩子留守是最“省心”“省事”的选择。但子女都不在身边,每年相处的时间不到一个月,又何谈父母教养?

  最后,且以《不平等的童年》末句作为本文的结尾。“没有一个孩子或成年人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:每个人都有痛苦和失落,也有喜悦与收获。尽管如此,有些人的人生道路却没有另一些人那样坎坷崎岖。阶级地位很重要,在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如此。”